柴茂昌[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协议研究员]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和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备受关注。此次机构改革通过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制度等改革举措,将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应对内外发展环境剧变的指导和依据。
目前,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依然十分强劲,政治民粹主义、科技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仍占据相当的优势地位,导致了许多地缘政治冲突和科技恶性竞争后果。如美国此前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大幅度强化和提升了美国科研投入的政策导向和资助力度,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明确以研究国际前沿和竞争性科技难点为主要方向,并专门设立了“未来和新兴技术旗舰计划”,这类政策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将科学研究转化为了国际政治的博弈场所。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坚持维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对于西方国家出台的带有科技脱钩、遏制色彩的政策,我们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另一方面也无需陷入“竞争陷阱”,而是应保持冷静分析和从容应对的心态。
中国目前更需要在内外两个方面着力实施制度创新,以便实现基础研究能力的大幅提高和应用能力的长足发展。其一,发挥体制优势,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引领基础研究产出及其应用性转化,一方面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另一方面探索新的科研方向和产业方向;其二,应充分利用试点先行的政策工具,如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双循环”战略支点的独特优势,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科技平台,使之在开放科研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
事实上,深圳近年紧抓“双区”建设机遇,努力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在以实践行动响应中央部署。当前,来自港澳及国际的科研机构、科技创新人才正不断汇聚落地,对深圳融合衔接适用国际先进的科研规则并引领示范提出了新要求。去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的通知》,总结提炼深圳围绕要素市场化、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形成的18条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鼓励全国各地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借鉴。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体现了中央层面对于深圳探索的高度肯定。对全球发展新形势的种种变化,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城市,有必要加强对于深圳发展科技创新经验的研究,在国内形成整体创新科研体制、加强基础研究的格局。
一是探索科研机构差异化分类管理拓展科研管理制度型开放路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探索推进战略导向、前沿导向、市场导向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项目分类管理,细化分类支持政策。鼓励知名科学家、领军科研机构和社会资本(如科技企业、慈善基金等)合作,加大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力度,先行探索并适用最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科研规则。引进全球高层次科学家,以新型的体制(不定编制、不定级别、社会化用人制度、理事会决策制)提升科研机构管理灵活性。重点在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积极引进和培育战略科学家,分领域分步骤设立由战略科学家全权负责的科研项目资助机制。
二是进一步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科研创新机制的配套细则。在现有“揭榜挂帅”制的基础上,在重大科技项目中引入“赛马制”,创新动态竞争性资助,实行“里程碑”式管理。项目前期实施多主体、小额度资助,项目进行中不断淘汰和引入新团队,项目中后期逐步加大支持力度。与保险公司加强合作,创新推出“揭榜险”,对于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失败的,或对完成的项目,若出榜方为企业,因企业倒闭等原因无法支付资金的,由保险公司按照项目投入给予揭榜方补偿,完善项目风险管理。
三是推进科研数据和科研仪器共享打造开放协同创新的新生态。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重大突破表明全球创新范式正在向更加开放协同的方向变革。应鼓励在自然科学、科技专项等科研项目中推进数据开放共享计划,促进实验数据开放共享,提高科研项目研发的效率。通过开放论文、开放接口、开放众包、开源代码等方式,推动“科研机构+大中小型科技企业”协同创新、齐头并进。分研究领域建立科研大数据汇交存储、安全管理、开放共享与整合挖掘研究体系,研发大数据前沿交叉与转化应用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支撑公益性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发展。探索建立科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后补助奖励机制,推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