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创投王之一原创经济分析
2019年,我国GDP增速或在6.4%-6.6%区间。我国宏观经济指标受外生变量(政策性变量)影响,并不能非常精确地反应市场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分析或预测我国经济情况时更应注重趋势。
未来2-3年,我国经济面临几大周期:世界经济见顶回落周期;金融“稳杠杆”周期;企业主动去库存周期;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周期;新一轮中美贸易博弈周期。历史总是相似的,从“大萧条”时期的强刺激、强干预到“滞涨”时期的减税降负、自由化和回归市场。从次贷危机时期的量化宽松和“4万亿”到如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税制改革。我们逐步消化了“强刺激”产生的后遗症,并通过减税降费、自由化、市场化的方法让市场恢复活力。“阵痛”是暂时的,前景是光明的。当然,我们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踏踏实实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产业附加值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点至关重要。
从趋势看,经济波动根本上源于劳动力(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资本投资(包括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力资本、不动产资本、设备成本、厂房建造成本等)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包括制度变革、技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家精神等)。任泽平、蔡昉、张维迎、林毅夫等主流经济学家对过去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有了很好的总结:
——任泽平: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最主要原因。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年龄轻,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得以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中心。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1980年到2010年之间这30年中,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处于创造劳动人口机会窗口期。
——张维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利用。
——林毅夫:中国充分利用了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发挥“后来者优势”,作为自身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自由化、市场化的发展环境,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后来者优势”。而人口红利则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使得我们在劳动力成本、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副教授等,2015年7月逝世)在分析中国经济时认为,“三架”马车理论已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适用的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阐述的库兹涅茨过程(图1)。该过程根据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将经济发展分为以农业为主、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以人力资本为主三个阶段。显然,我国经济发展已逐步进入了第三阶段。
图1:库尼涅茨过程
同时,青木昌彦教授总结了经济增长的五个重要变量,包括(1)劳动力结构、(2)人口红利、(3)(工业)资本投资、(4)人力资本投资和(5)实际劳动参与率(图19)。其中,劳动力结构代表从事不同产业的劳动力人群占比。目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已远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依靠劳动力结构优化带来的经济动能逐步降低;第二,人口红利的时代也已基本过去。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攀升,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超2.5亿,占总人口比近20%;劳动力成本(如工资、社保)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内陆城市或东南亚地区迁移。第三,受边际效应影响,资本投资(包括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降低。
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即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和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另外,笔者认为生产率水平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这一点可以通过“人均GDP”衡量。人均产值的提高需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终究是第一生产力,只靠商业模式或盲目补贴是远远不够的。综上,“把脉”中国经济的未来,此六项指标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如图2。
图2:影响经济的六个变量
短期内如何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与了明确的答案——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图3)。
图3:“六个稳”
笔者认为,稳定国内经济,需采取以下措施:
(1)稳定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对GDP贡献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而要发展民营经济,最关键的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良好的市场环境;
(2)为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推动金融脱虚向实。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中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融资艰难。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措施,但执行力度偏弱,亟须落实;另外,由于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缺乏资产抵押或稳定的现金流,短期内难以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青睐,在此情况下,应进一步发展股权投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优质的股权投资企业为市场筛选有价值、有成长性的企业;
(3)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应该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实现资金流向和配置的不断优化。同时,利率市场化也能更好地反映金融企业对风险的判断和定价。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判断也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会得到反映。长期而言,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4)坚持科技创新,通过质量的“进”实现长期的“稳”。随着“人口红利” 的逐渐消失,我国的“刘易斯拐点” 即将到来,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资源,也促成了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拼成本、拼价格”的野蛮增长方式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周期”。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订单,必须紧贴市场新需求,研发核心技术,坚持科技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打造国内、国际贸易竞争的新“卖点”,让“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中国服务”升级。
(5)稳定投资者预期,保障百姓财产安全。改革开放40年来,其中一项巨大的成就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只有财富保值了,才能追求财富的增值。近年来,P2P、私募基金风险频出,二级市场低迷,房产价格因受强调控而预期不明,此环境下,企业、居民对投资产生恐慌,长期必导致企业经营活动萎缩,居民财富难以增长。要建立值得投资人信任的市场环境,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执行力度支撑,加大对违规、违法、投机行为的惩治,营造合规、透明的市场环境。
长期而言,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道路矢志不渝。研发核心技术,做强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附加值的路还很长;加强普惠教育,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弘扬工匠精神,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路还很长;完善体制机制改革,创造更加透明、高效、高质量的市场环境的路还很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